第十三讲 英国革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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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讲目的————英国革命的总体性质————它的根本原因————它的政治性质大于宗教性质————其中的三大派别：1．合法改革派；2．政治革命派；3．社会革命派————它们全都失败了————克伦威尔————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法制政府————浪子政府————1688年英国和欧洲革命

    你们看到，在16世纪期间，曾经属于旧欧洲社会的所有要素和特征都融入了两大事实中，即自由探索和权力集中。前者盛行于教士中，后者盛行于世俗世界。人类思想解放运动和纯君主制的确立同时在欧洲取得了胜利。

    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但这两大原则之间迟早会爆发斗争，因为它们是相互对立的。一个是绝对权力在精神领域的覆灭，另一个是它在世俗世界的胜利；前者为旧有的宗教君主制的衰落铺平了道路，后者使旧有的封建自由和公共自由彻底灭亡。正如你们已经看到的，它们之所以能同时出现，是因为宗教社会革命的发展速度大大快于世俗社会革命：一个恰好发生在个人思想解放之际，另一个直到天下大权集于一人之手时才发生。这两件事同时发生，绝不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什么相似性，也不能阻止它们的不相容性。它们都是文明进程中取得的进步，但它们是来自不同状况的进步，虽然是同时代的，但处于不同的“精神时代”————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在达成共识之前，它们不可避免地会互相碰撞。

    它们的第一次碰撞发生在英国。发生在宗教改革运动的成果————自由探索，和纯君主制的胜利果实————政治自由灭亡之间的斗争中；在旨在废黜绝对权力————既包括世俗世界的也包括精神世界的————的努力中，我们找到了英国革命的意义，以及它在我们文明进程中的贡献。

    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斗争在英国发生得比其他地方更快？为什么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国的政治革命与精神革命的发生在时间上更加接近？

    英国的王权经历了和欧洲大陆一样的盛衰变迁。在都铎王朝统治下，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集中和能量。这并不是说都铎王朝的专制比前任们更严酷，或它使英国付出了更昂贵的代价。我相信，与都铎王朝相比，金雀花王朝的暴虐苛政和不公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还相信，在这一时期，欧洲大陆的纯君主制统治比英国的更加严酷和独断。都铎王朝的新特征是绝对权力变得体系化了；王权掌握了一种原始、独立的主权；它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方式。亨利八世、伊丽莎白、詹姆士一世或查理一世的理论主张都完全不同于爱德华一世或爱德华二世的，虽然后两位国王的权力一样地独断和广泛。我重复一遍，16世纪期间，在英国发生突变的是君主制的原则和理性体系，而不是它的实际权力。王权掌握了绝对权力，并僭称高于一切法律，甚至高于它曾经宣布要遵守的法律。

    此外，英国完成宗教革命的方式与大陆不同。在这里，它是国王们自身的成果。和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也有民众改革的种子甚至是尝试，本来很有可能不久就会爆发。但亨利八世掌握了主动权，掌权者变成了革命者。结果是，至少刚开始时旨在纠正宗教专制和弊端、解放人类思想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英国完成得远远不如大陆彻底。很自然地它照顾了发起者的利益。国王和保留下来的主教们瓜分了财富和权力————从前任统治者教皇那里夺来的战利品。人们没过多久就察觉了这一结果。虽说宗教改革运动已经结束，但当初使它成为必要的动因依然存在。它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再次出现。它像以前抨击罗马教廷一样抨击各位主教，指责他们是众多教皇。虽然宗教改革运动常常出现违背其总体性质的事，但只要涉及到与旧教会的斗争，改革派的所有部分就会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但危险过去后，内讧就又开始了。民众改革再次攻击王室和贵族改革，抨击其弊端，控诉其暴政，呼吁它履行自己的承诺，不再重建已被它推翻的权力。

    差不多同时，世俗社会中出现了一场解放运动，一种对政治自由的需要，这种需要在以往不为人所知，或至少有心无力。16世纪期间，英国商业高速发展、繁荣昌盛，同时土地财富和地产大量易手。由于封建贵族的衰败和其他不胜枚举的原因造成的英国土地在16世纪的分配，是一件值得更多注意的事。所有文献都显示，地主的数量大幅增加，大部分土地落到了“乡绅”即低级贵族和市民手中。在17世纪初，上议院成员即高级贵族几乎还没有下议院成员富有。同时，商业财富突飞猛进，地产频繁易主。伴随着这两大影响出现了第三个影响————人类思想的新运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也许是英国文学和哲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是充满了高尚而又丰富的想象力的时代。清教徒们毫不犹豫地贯彻执行虽然狭隘但是充满活力的教义的所有推论。与他们相反的另一些人更看重自由而非道德，他们漠视一切原则或方法，充满热情地接受一切有望满足其好奇心或带来刺激的事物。凡是智力冲动带来强烈乐趣的地方，自由很快成为一种需要，很快从公共思想传入政府。

    在欧洲大陆，在一些宗教改革运动向前发展的国家里，出现了类似的感情，即对政治自由的某种需求。但是满足这一需求的途径还不存在。他们不知道去哪里寻找，在他们的制度或习俗中都找不到相关的帮助。他们在迷茫和迟疑中徒劳地寻找满足需求的途径。在英国情况则不同：在这里，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于16世纪再次出现的政治自由精神，在原有制度和社会状况中找到了行动的支点和途径。

    大家都知道英国自由制度的起源，都知道大贵族同盟在1215年是如何强迫约翰国王签署“大宪章”的。一般人不太了解的是大宪章不断被大部分后继国王们重新提出、再次确认。在13——16世纪期间它共得到了三十多次确认。不但大宪章得到反复确认，人们还提出了各种新法令来维护、发展它。因此，它的存在可以说是从未中断过。同时，下议院成立了，跻身于国家的最高机构行列。正是在金雀花王朝它真正扎根了。并不是说那个时期它在国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严格说来，它没有任何政府职能，连影响力也算不上。它仅仅应国王之要求才参与进来，并且总是不情不愿、犹犹豫豫，好像它对连累、危害自己的担忧超过了对扩张自己势力的渴望。但是每当涉及到捍卫私人权利、公民福祉，总之涉及到个人自由时，下议院就以极大热情和毅力投入至自己的职责中，创建了成为英国宪法基础的所有原则。

    金雀花王朝之后，尤其是在都铎王朝时期，下议院甚至整个议会都呈现为一副新模样。它不再像在金雀花王朝时那样捍卫个人自由。随意拘禁、侵害私人权利的现象越来越频繁，并且常常无人过问。另一方面，议会在国家整体治理中扮演了更加活跃的角色。在改变英国宗教、调整继位顺序等问题上，亨利八世需要某种中介、某种公共工具，这一空缺就由议会尤其是下议院填补了。在金雀花王朝，它曾经是私人权利的抵抗手段和守护神；而在都铎王朝，它成为了政府和宏观国策的工具。因此，在16世纪末，虽然它经受了几乎每一种暴政，但是它的重要性大大增强了，获得了代议制政府所依赖的强大权力。

    回顾16世纪末英国自由制度所处的状态，我们发现，首先是自由的基本规则和原则，无论是政府还是立法机构都从未忽略过它们；其次是自由的先例和榜样，数量众多，虽然其中掺杂了一些杂质，但已经足以使自由要求得到合法化和维护，在任何反抗暴政或专制的斗争中为自由捍卫者提供支持；第三是蕴含了自由种子的特殊性、地方性制度，如陪审制度、集会权、持有武器的权利、地方行政和立法的独立；第四是议会及其权力，这是王室前所未有需要的，因为它已经挥霍了自己大部分独立收入、领地和封建权利，在全国表决中依赖议会的大力支持。

    因此，16世纪期间，英国的政治状况完全不同于欧洲大陆。尽管有都铎王朝的暴政，尽管纯君主制节节取胜，新生的自由精神在此依然拥有固定的支点、可靠的行动手段。

    在这一时期，英国存在两个全国性需求：一方面，在已经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内部存在宗教革命和自由的需求；另一方面，在当时正在发展的纯君主制内部存在政治自由的需求。在它们的发展历程中，这两种需求能够利用任何一方已经取得的成就。它们合二为一了。追求宗教改革的一方利用政治自由来帮助它的信仰和良心反抗国王和主教们。政治自由的支持者也寻求民众宗教改革运动的帮助。双方联合起来反抗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的绝对权力，即现在由国王独霸的权力。这就是英国革命的起源和意义。

    因此，英国革命本质上是为了捍卫或争取自由。对于宗教改革一方来说，它是手段；对于政治改革一方来说，它是目的。但对双方来说都涉及到自由，而它们被迫共同追求它。英国国教教徒和清教徒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宗教争执，对于教条或信仰并没有多大争吵。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真正的意见分歧，重大的分歧，但这并非关键所在。清教徒希望从英国国教手中夺取实用的自由，这才是它们努力的目的。还有另一个宗教派别需要创建一套理论，以便确立自己的教义、章程以及戒律，这就是长老会。但是尽管它竭尽全力，在这方面依然没能取得与愿望相称的进展。它处于守势，受到主教们的压迫，不经过它的同盟和主要支持者即政治改革派的同意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它的主要目标是自由，这也是当时共同参与这一运动的所有派别————不管有多大分歧————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总的来说，英国革命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它发生在关注宗教的民众和关注宗教的年代中，宗教思想和热情是它的工具，但它的主要意图和最终目的是政治，是为了争取自由、废黜所有绝对权力。

    我现在将简要回顾一下这一革命的不同阶段和主要参与方，然后将它与欧洲文明的整体历程关联起来。我将指出它在其中的位置和影响，通过事实细节向你们说明，正如第一眼看到的，它是自由探索精神和纯君主制野心之间的首次碰撞，是这两大力量之间斗争的首次表现。

    在这个重大转折性事件中出现了三个主要派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包含三次革命，相继登台亮相。在每一个派别中、每一次革命中，都有两批人结盟和合作，一批是政治人物，一批是宗教人士，前者牵头，后者跟随，但彼此都不可或缺。因此这一事件所有阶段都打上了这个双重性质的烙印。

    首先出场的合法改革派，最初就是在它的旗帜下聚集了各派人物。当英国革命开始时，即长期议会(1)在1640年召开时，人们都说————并且很多人确信，合法改革就足以解决一切问题了，国家原有法律和习俗中就有能够纠正一切弊端、重建一个完全顺应民心的政府的良方。这一派大声疾呼并衷心希望阻止非法征税、随意拘禁，总之，国家公认法律不准许的任何行为。它的根本思想是相信国王的最高统治权————即绝对权力。确实有一种秘密本能在警告它，这里面存在一些错误和危险，因此它希望避而不谈。然而，被逼到尽头、被迫自我澄清时，它会承认王权高于一切人类权力和控制，必要时它会捍卫王权。同时，它相信这种在理论上是绝对的最高统治权，必须遵守某些形式和规则，不得超过特定限度，而这些规则、形式和限度已经在英国的大宪章、确认大宪章的法令和原有法律中已经得到足够的确立和保障。这就是它的政治理念。对于宗教事务，合法改革派认为英国国教权力过大，主教们拥有过多政治权力，他们的管辖权太宽，有必要加以监督和限制。然而，它依然坚定地支持英国国教，不仅将其看作一种宗教制度、一种教会治理制度，而且看作是王室特权的必要支持，看作是捍卫和维持国王在宗教事务上至尊地位的手段。国王在政治上行使主权时应该遵循已知形式、不超过公认规则的限度，王权在宗教领域应通过英国国教来维持，这就是合法改革派的两大理论。它的首领是克拉伦登、科尔佩珀、卡佩尔勋爵，还有福克兰勋爵，虽然他还是公共自由的热心倡导者，其同道中几乎包括了所有不向朝廷卑躬屈膝的高级贵族。

    在这之后出现了第二个派别，我将其称为政治革命派。他们的意见是原有保障和法律限制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当前都是不够的，有必要进行一次重大改变、一次正式革命，不是在政府的形式上，而是在政府的实质上：必须收回国王及其顾问的权力的独立性，将政治优势地位赋予下议院；严格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应该属于下议院及其首领。这一派别并未像我这样清晰、系统地阐释自己的理念和意图，但这就是它的学说和政治倾向的实质。它不相信国王的最高统治权即纯君主制，而是相信作为国民代表的下议院的最高统治权。隐藏在这一思想之下的是主权在民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影响及其结果是它从未想过的，但以主权在下议院的形式出现并被接受。

    有一个宗教派别即长老会与这个政治革命派紧密联合。长老会希望在教会内发起一场类似于它的盟友在国家中策划的革命一样的革命。它希望通过议会来统治教会，将宗教权力交给彼此承认、层级结构的多个议会，就像它的盟友将政治权力交给下议院一样。但长老会的革命更加激进和彻底。政治革命派仅仅希望调节各机构的影响力和优势权力，并未想过颠覆这些机构本身的形态。而长老会不仅要改变教会统治的原则，还要改变其统治形态。

    但是，政治革命派的首领中，并非所有人都赞成长老会的教会组织形态。其中很多人如汉普登和霍利斯，似乎更偏向一个温和的、仅限于纯宗教职能的国教，以及更多的信仰自由。但他们对长老会听之任之，因为失去这一狂热盟友他们就无能为力了。

    第三个派别的要求更加高不可及：这一派主张必须进行一场彻底改革，不仅改变政府的形式，而且要改变政府本身。他们认为整个政治体制都已经败坏。这一派否定英国历史，摈弃国家的制度和记忆，企图根据一种至少自认为纯粹的理论成立一个新政府。这一派希望进行的不是一场简单的政府改革，而是一次社会革命。我刚才谈到的派别即政治革命派，希望在议会和国王之间的关系中进行重大改变，希望扩大议会尤其是下议院的权力，给予它任命政府高官的权力以及国家大事的最高指挥权，但它的改革目标很少超过这些范围。例如，它从未想过改变国家的选举、司法或市政和行政管理等制度。而共和派深思过所有这些变化，宣扬其必要性，总而言之，它希望改革的不仅是公共行政管理，而且包括社会关系和私人权利的分配。

    和前面两派一样，这一派也包括宗教和政治两部分。政治部分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共和派，即理论家，如勒德洛、哈灵顿、弥尔顿等，还包括追名逐利的共和派，即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如埃尔顿、克伦威尔和兰伯特，他们刚开始时多少还是诚心诚意的，但很快就被利欲和形势左右了。在这些人周围聚集的是宗教共和派，包括所有那些除耶稣基督外不承认任何合法权力的狂热者，以及那些在等待基督降临的同时希望由其选民来统治的人。最后，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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