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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木将军的殉死
在明治时代中，日本的进步真的是非常显著的。在刚进入明治时代的时候，还有幕府，有诸大名，国内尚未归于统一。就在这一时代中，国内实现了完全的统一，在此之上还赢得了日清、日俄两大战役的胜利，国威浩荡，日本的权益得以扩展至北达千岛、库页岛，南抵冲绳、台湾，西至朝鲜、满洲的广大空间。之前是在世界上一文不名的蕞尔小国，之后则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列国之一。如此显著的发展进步，自然建立在国民全体精诚协作、粉身碎骨在所不惜的努力之上，同时其根本则是国民对明治天皇的感激之情。
よもの海 みなはらからと 思ふ世に
など波風の たちさわぐらむ
（我望四海皆兄弟，奈何风吹波涛起。）
国のため あだなす仇は くだくとも
いつくしむべき ことな忘れそ
（为国寻仇讨敌时，应怀仁慈勿相忘。）
おのづから 仇のこころも をびくまで
まことの道を ふめや国民
（身自仇雠心中起，踏行正道日本民。）
子等はみな 軍のにはに いではてて
翁やひとり 山田もるらむ
（少年皆尽从军去，独留老翁守山田。）
たたかひに 身をすつる人 多きかな
老いたる親を 家にのこして
（以身赴战何其多，空余双亲老家中。）
はからずも 夜をふかしけり くにのため
いのちをすてし 人をかぞへて
（长思不觉夜已深，为国捐躯多少人。）
暑しとも いはれざりけり にえかへる
水田にたてる しづを思へば
（盛夏不言暑热深，怎比躬耕水田人。）
しづがすむ わらやのさまを 見てぞ思ふ
雨風あらき 時はいかにと
（贫贱民居蒿草舍，风雨来时怎可当。）
すなどりは 子らにゆづりて 蘆の屋に
綱すくおきな あはれ老いたり
（渔猎让与儿孙去，芦屋结网老人哀。）
明治天皇陛下的内心之淳朴如此，从这些御制和歌中都得以体现。在具有这样崇高内心的陛下的带领之下，全国人民得以团结一致，协力奋斗。因此当听说明治天皇陛下患病之时，人们纷纷哀痛不已，并发自内心地祈祷陛下能够尽快康复。
因此，当明治天皇陛下驾崩之时，国民大众皆如丧考妣，哀叹悲痛，举世之中尽感昏暗冷寂，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在天皇陛下大葬之日，乃木将军以身殉死，更加重了这一悲壮的气氛。乃木将军本人不仅从未居功自傲，沉溺于荣誉之中，反而审慎俭行，如同古代武士一般生活。明治四十四年秋天，陪同天皇陛下出席在久留米举行的大演习之际，乃木将军的宿舍被安置在了水天宫的神主真木家里。在邀请将军入座的时候，将军坚持不用坐垫而是直接保持正坐姿势坐下。人们纷纷劝将军坐在坐垫之上的时候，将军说出了以下的话：“这里是真木（和泉守）先生的尊宅，并非区区乃木之流配坐坐垫的地方。”当时的达官显贵众人之中，除了乃木将军之外，还能有谁有如此深厚的内心世界，会对日本历史上值得尊重的人如此看重呢？
明治精神的衰退
拥有明治维新精神的人物，在这一时期前后大都相继谢世。谷干城（七十五岁）与小村寿太郎（五十七岁）于明治四十四年去世。就像是与维新道别的象征一般，德川庆喜（七十七岁）也于大正二年与世长辞。于是，从这一时期前后开始，明治维新的精神，即历经水户学、崎门学、国学锤炼而成的忠君爱国、质朴刚健、舍身进取的精神，开始逐渐衰退。大正三年，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师的哲学家柯贝尔（Koeber），悲叹自己所喜爱的日本因为浅薄地模仿西洋文明，而丧失了原本高贵而纯粹的文化，原本纯粹的日本仅仅残留在乡间的百姓和渔夫之中；他还认为，对于那些模仿西洋文明而行事的人们来说，那将欧美世界引入迷途的民主主义越来越容易将他们诱惑。虽然柯贝尔的话有所警戒，但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追随这一诱惑的风潮已经强而有力地席卷而来了。
学问研究之中，宪法学与国史学具有明确国家本质，并维护其健全施行的特殊且重要之使命。然而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研究，则完全沉醉于逻辑的周密性，全然不顾祖国的历史；国史学更是独断地拘泥于史料，而忘却了其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内容。明治四十四年出现的“南北朝正闰问题”等就是这一现象的表现。明治天皇躬亲制定宪法的深思熟虑也好，颁行与宪法表里相衬的“教育敕语”的圣谕也好，此外水户学二百数十余年来的苦心孤诣也好，似乎在这一时期全都被抛在了一边。
与此同时，人心也开始变得骄奢了起来。人们从欢喜于日俄战争的大胜开始，自然而然地开始流于奢侈的生活，倾向于轻薄的观念。明治天皇有感于此，于明治四十一年十月下达诏书，劝诫大家励行勤勉与俭约。当年为旧历戊申年，因此这一诏书又被称为“戊申诏书”。在这样一种全社会向骄奢的生活方式倾斜之际，如果人们能够有幸听闻明治天皇陛下所的御歌，或者拜读了上述诏书，或者目睹乃木将军朴素的生活状态，恐怕都会发自内心的反省和自我约束吧。
明治天皇陛下的这首和歌如下（ことそぎし就是朴素的意思）
ことそぎし 昔の手ぶり わするなよ
身のほどほどに 家づくりして
（不忘当年清贫日，只身之力起家业。）
然而，明治天皇陛下仙逝，乃木将军又以身殉死。人们的生活变得奢侈起来，个人主义、社会主义、自然主义等，虽然名字各个不同，却都是忘记历史、轻视国家、以自我为中心进行考虑的，这种只要自己过得舒服就万事大吉的风潮愈演愈烈。
风潮之外，还有暴风雨。中国爆发革命运动、清朝灭亡，这是在1912年，日本明治四十五年的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日本大正三年。这次大战前后持续了五年之久，其间俄国灭亡，俄国变为共产党的天下，时值1917年，也就是日本的大正六年。
这一系列动乱以及战争本身，虽然对日本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在思想以及经济层面对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就是在这样一个迫切需要深谋远虑的时刻，日本却不幸地欠缺这样能够进行指导和谋划的人物。自大正元年到十五年这十五年的时间里，内阁更迭十三次，政界无法稳定，这从每届内阁短暂的寿命上也就一清二楚了。
满洲事变
俗话说“祸不单行”，在这段时间里又产生了另一个难题，那就是美国对日本移民的排斥。到日俄战争为止，美国都是对日本最为亲切的发达国家。《朴次茅斯和约》签署前后，美国对于日本的亲切关怀，是日本没齿难忘的事情。然而当日本战胜俄国之后，美国的态度便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其中一项表现就是在移民问题上。美国原本是标榜自由而成立的国家，因其领土广阔而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美国所接收的移民中，包括十万意大利人、九万俄罗斯人。来自日本的移民最初是非常少的，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人数有所增加，但也只不过有一万二千人而已。其后日本移民数量一直都维持在这一水平，却逐渐遭到排斥，到1907年（明治四十年）两国达成君子协定，日本开始自发地限制移民数量，从此以后移民人数再没有超过一万人。然而，这仍旧成了问题，在1924年（大正三年），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了排斥日本移民的法案。
“祸不单行”，向东发展的道路遭到遏制的日本，在向西发展的道路上也遭遇了阻碍。那就是控制满洲的张作霖对日本的权益不予认可。于是昭和二年七月，时任满铁总裁的山本条太郎为了直接与张作霖进行交涉，于十月十日前往北京（当时称北平）。张作霖当时居住在北平，自称大元帅。在十一日两人的会面中，山本提问、张作答的情况，如下所述：
问：满洲如今免受俄国的占领，正是日俄战争的结果，您同意这一点吗？
答：同意。
问：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付出了战死十万的代价，满洲的山野被这些死者的鲜血所染红，您同意这一点吗？
答：同意。
问：那么你又为什么对满铁的经营充满怨言呢？
答：不，我并没有怨言。
三问三答之后，对张氏的回答感到满意的山本，就在当场坐着睡着了，还响起了如打雷一般的鼾声，这令张大帅十分惊讶。可是张作霖在次年从北京撤退的途中，在奉天被炸死，与山本的会谈无果而终，性格豪迈的山本也就此离职。这一时期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越来越受到侵犯，但是政府未能采取果断决绝的态度。从大正元年到昭和六年，足足二十年的时间里，内阁更迭了十七次。政争激烈，政局不安，由此可知。国内的政治出现分裂，就是遭到外国欺侮的原因。昭和六年，在满洲万宝山，发生了二百名来自朝鲜的农民遭受暴行、中村大尉被中国士兵杀害的事件；在这之后的九月十八日，奉天郊外的柳条沟发生了炸毁铁路的事件，以此为导火索战争爆发。当时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只有不过一万五六千人，然而一旦战争开始，他们却在很短时间里便击败并压制住了满洲方面的二十万大军。次年（昭和七年，1932）三月一日，“满洲国”宣告独立；同月九日，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成为“满洲国执政”；昭和九年三月一日，执政变为皇帝，“满洲国”变为“满洲帝国”。
这一事件的不幸之处在于，日本与美国的友谊由此而遭受严重损害。美国大概从日俄战争时期开始就对满洲充满兴趣了吧。朴次茅斯会议的时候，得知俄国要将满铁让与日本一事的哈里曼（Harriman）趁小村外务大臣前往会议不在国内期间访问日本，提出满铁由美国投资，日美两国共同拥有均等权益的提案，政府与元老们甚至都对此表示了赞成，然而当比哈里曼的到来略晚回国的小村外务大臣在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大吃一惊，立刻取消了这一约定。此外，四年后的明治四十二年，美国国务卿诺克斯（Knox）又提议美国与中国同盟，从日本和俄国两国手里购买满洲铁道，满洲问题由列国共同协力解决，不过遭到了小村外务大臣与俄国的一致拒绝。满洲事变爆发的时候，美国时任国务卿史汀生（Stimson）则对日军的行动表示了强烈谴责。
在此前的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时期，从1905年到1909年担任国务卿的鲁特（Elihu Root）对日本的这一行动表示了深刻的理解，他强调满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日本具有特殊权利的地区，当日本在这一地区有必要做出自我防卫之时，其他外国不应该予以反对。驻日代办尼维尔（Edwin Neville）也劝告美国不应该介入这一问题，可是史汀生对这些声音都置若罔闻，这对于日美两国来说都是非常不幸的事情。之后再至昭和八年（1933）二月，由于满洲问题的影响，日本不得不选择退出国际联盟。而就在这一年的五月，中国北方缔结停战协定，满洲归于稳定；昭和十一年十一月，日德签订防共协定，日本与德国遥相呼应，采取防御共产主义的姿态，满洲也加入了防御战线。
大东亚战争爆发
然而昭和十一年十二月，在中国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那就是西安事变。虽然事件很快就得以解决，不过从这以后，国民党政府转而与共产党握手言和并推行排斥日本的方针。对于日本与中华民国双方来说，深深的不幸就从这一刻开始了。这一不幸的具体表现，就是昭和十二年（1937）七月七日夜晚在北京郊外爆发的卢沟桥事变。这本是在执行夜间演习任务的小股日本部队，在遭到中国军队射击后不得不还击应战的事件，而如果综合各方面相关人士的言论来看，这一事件大概是某些希望日本与中国开战的第三方人士所为，并最终导致了日中双方都情绪激昂亢奋地投入了大规模的战争，这实在是令人遗憾。
由此，中国事变爆发。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首都南京沦陷，蒋介石将重庆设为临时首都。次年六月赢得徐州会战的日军，又于十月攻陷广东与武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因为秉持着日本与中国同盟以谋求亚洲和平的信念，于十二月逃离重庆前往印度中国，并于昭和十四年移居上海，昭和十五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建立了新的中央政府。日本对此深表喜悦，对其进行协助扶持，也就自不必说了。
在这期间，欧陆大战爆发。德国于1939年（昭和十四年）吞并捷克，与苏联瓜分波兰；到次年五月，德军突袭比利时、荷兰，将英军逼至敦刻尔克，进入巴黎降服法国，并最终于1941年（昭和十六年）六月与苏联开战。欧洲的大乱与亚洲的纷争相互影响，激愤与诡计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开来。终于，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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