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自治城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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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讲目的————12世纪和18世纪的自治城市状态比较————两个问题————第一个，城市自治运动————5——10世纪期间城镇的状态————它们的衰败和复兴————城市起义————自治特许状————城市自治运动的社会影响和精神影响————第二，自治城市的内部管理————市民大会————市政官员————高度和低度的公民权————欧洲不同国家自治城市状态的多样性

    我们已经将封建制度和教会这两大文明要素的历史引导到了12世纪。现在，我们必须把第三个基本要素，即自治城市，同样追溯到12世纪，同时将我们限制到研究其他两个要素时所局限的范围内。

    我们将发现，与教会及封建制度相比，在自治城市问题上我们处于不同处境中。虽然封建制度和教会在稍晚阶段还经历了新的发展，但在5——12世纪期间，它们已经几乎完全成型，处于确定状态。我们看到了它们的诞生、发展和成熟。自治城市的情况则不同。直到在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时代的末期，在11和12世纪，它们才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不是说在那之前它们就没有值得研究的历史，也不是说在那之前它们存在的历史不够长，而是说只有到了11世纪，它们才在世界大舞台上崭露头角，作为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亮相。在封建制度和教会中，从5——12世纪，我们看到了由此诞生并发展的各种结果。无论何时，当我们通过归纳和推测方法推导出某些原则和结果时，我们总能够通过探究事实本身来检验它们。但对于自治城市这一便利性不再适用了。我们现在仅仅处在它们的诞生阶段。现在我必须将自己限制在原因和来源上。关于自治城市的存在所带来的结果，以及它们对欧洲文明历程的影响，我所说的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一种预言。我无法援引同时代的已知事实加以证明。只有在稍后时期，从12——15世纪，我们才能看到自治城市开始发展，这一制度结出果实，看到历史证明了我们的结论。我之所以对这种处境的差别大费口舌，是为了先发制人，以免你们抗议我即将向你们提供的图景的不完整性和不成熟性。我要假设，在1789年，在法国开始艰辛的重生之际，一名12世纪的市民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有人给他一本小册子读————假设他知道如何阅读，这是一本震撼人心的书，譬如说是M.西耶斯所著的《谁是第三等级？》。他的目光落到下面这句话，这也是这本小册子的基本观点：“第三等级是除贵族和教士以外的法国人民。”我问你，这样一句话将对这个人的头脑产生什么效果？你觉得他会理解它吗？不，他无法理解“法国人民”这几个词，因为它们无法给他提供他所熟悉的事实、他所在年代的事实。如果他理解了这句话，如果他清楚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主权属于第三等级，他一定会认为这是胡言乱语、亵渎神灵，与他所有的见识、观念和情感都是矛盾的。

    现在，请这位震惊不已的市民跟着你走，带他去这一时期的某个法国自治城市，去兰斯、博韦、拉昂或努瓦永。他将陷入另一种震惊中：他进入一座城镇，即看不到塔楼或壁垒，也看不到民兵。没有任何防御手段，一切都是敞开的，暴露在第一个来者、第一个占领者面前。这位市民将怀疑这座城市的安全，觉得它脆弱而且缺乏保障。他深入至内部，询问路人它是如何管理的、居民是什么人。他们告诉他，在城墙以外有一个政权，可以无须他们同意即可随意对他们征税，无须倾听他们的意见就召集他们的民兵并送到战场去。他跟他们谈起市政官员、市长和市参议员，得知他们不是由市民们任命的。他了解到城市事务不是由城市来决定，相反，一名国王的人————城市行政长官，独自一人远程管理他们。此外他们还告诉他，居民们无权集会并一块商议与他们相关的事；他们从来不会被教堂的钟声召集至公共场所。这位来自12世纪的市民将困惑不解。开始时，他对市民、第三等级自诩的伟大性和重要性感到目瞪口呆、惊愕不已；现在他发现他们在自己的家园中处于奴役、软弱和无足轻重的状态，比他所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还要糟糕得多。他从一个场景转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从市民拥有主权的场景转到市民完全没有权力的场景。你如何才能让他理解这一切、调和这一切，以免他的头脑崩溃？

    让我们这些19世纪的市民们穿越至12世纪，置身于一个完全对应的双重场景中。无论何时，当我们考察国家大事、国家的状态和统治、整个社会时，我们将看不到、听不到、谈论不到任何一个市民。他们不参与任何事，极其无足轻重。不仅他们在国家中无足轻重，而且，如果我们想知道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如何谈论它，以及他们内心当中对自己与法国政府的关系持有什么基本立场，我们将从他们的言语中发现非同寻常的怯懦和谦卑。他们以前的主人，那些被他们强行夺走自治权的领主们，对待他们时至少在言语上流露出的傲慢使我们困惑不已，但他们对此既不惊讶也不烦恼。

    让我们进入城市内部，看看那里的情况。场景截然不同了。我们置身于一种筑有防御工事、由武装市民保卫的地方：这些市民自行征税、选举市政官员、执行审判和刑罚，并为了商议城市事务而召开大会。所有人都参加这种大会。他们为了自己而向领主开战。他们还拥有一支民兵队伍。简而言之，他们自己统治自己，是最高统治者。这正是18世纪的法国使12世纪的市民深感震惊的那种反差，只是角色改变了。在18世纪，公民国家是一切，自治城市无关紧要；在12世纪，公民权无关紧要，自治城市才是一切。

    无疑，从12世纪到18世纪，必然发生了许多事————许多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了许多次革命，导致一个社会阶级的存在状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有这些变化，不容置疑的是，从政治角度看，1789年的第三等级是12世纪城市自治组织的后裔和继承人。这个如此高傲自大、野心勃勃，如此大声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此大声地宣告自己的主权，不仅要求革新和统治法国，还要求革新和统治全世界的法国民族，毫无疑问是或至少主要是12世纪那些仅仅为了偏安一隅，逃避领主不引人注目的暴政，悄无声息地然而英勇无畏地进行了反抗的市民们的后人。

    毫无疑问，我们无法在12世纪市民的状态中找到这种蜕变的解释：这种蜕变的结果和原因存在于未来12——18世纪的各种事件中，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看到它的发展历程。尽管如此，这个第三等级的源头依然在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那里，虽然我们无法找到它的命运的秘密，但至少能找到它的萌芽：因为它最初的形态再次出现在它的演变结果中，其程度甚至超过我们基于表象所能假设的。一幅关于12世纪市民状态的图景，即使并不全面，我也觉得将使你们对此深信不疑。

    要想更好地理解这种状态，有必要从两个基本视角来考察自治城市。有两个重大问题需要解答。第一，城市自治运动的问题————这一革命是如何开展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给市民们的地位带来了什么变化，它对整个社会，对其他阶层和国家产生了什么影响。第二个问题仅仅涉及自治城市的治理、自治城市的内部状况、市民之间的关系、城市中占支配地位的原则、形式和生活方式。

    自治城市对现代文明的影响来自两个来源，一方面来自市民社会地位的变化，另一方面来自他们的内部治理和公共状况。这种影响所造成的事实无不可以归入以上原因中的一种。因此，当我们对它们加以归纳总结，当我们一方面深入理解了自治城市的自治运动，另一方面又深入理解了自治城市的内部治理，我们就可说是掌握了它们历史的两把钥匙。

    最后，关于欧洲各自治城市的不同状态，我还要多说一句。我即将介绍给你们的事实并不能一成不变地应用于12世纪的所有自治城市，应用于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或法国的城市。确实有一些事实是全体适用的，但差别也是巨大、重大的。我将顺便指出它们。在文明史的稍后阶段我们还会再次遇到它们，到时候我们将详细探究它们。

    要理解城市自治运动，有必要在你们的头脑中回忆一下5——11世纪期间————从罗马帝国覆灭到城市革命开始————城镇所处的状态。在这里我重申，差别是巨大的，在欧洲不同国家中，各城镇的状态有惊人的差别。但是还是存在一些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城镇的普遍事实，我将尽力将自己限制于此。当我跳出这一限制时，我所特别提到的将适用于法国的自治城市，尤其是罗讷河和卢瓦尔河以外的法国北部城市。这些城市将是我试图描述的图景的重点。

    罗马帝国覆灭后，5——10世纪，城镇的状态既不是奴役状态也不是自由状态。前几天我谈到在描绘人物和事件时可能面临的风险，人们在遣词用字方面也面临同样的风险。当一个社会、一种语言长久存在时，词语就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确定的以及精确的含义，一定程度上是法律上的正式的含义。时间把大量概念引入至一个词语的含义中，人们一说到这个词语时就会在大脑中浮现这些概念，它们不属于同一时期，不能一律适用于所有时代。例如，“奴役”和“自由”这两个词语，今天在我们头脑中唤起的概念肯定要比8、9或10世纪的对应事实更加精确、更加完整。如果我们说在8世纪城镇处于自由状态，我们言过其实了；我们今天给“自由”一词添加了新的、不能表示8世纪事实的含义。如果我们说城镇当时处于奴役状态，我们又重蹈覆辙了，因为这个词现在暗含了与那个时期的城市状况完全不同的东西。

    再说一遍，在那个时期，城镇既不是处于奴役状态，也不是处于自由状态。它们承受着荏弱带来的所有不幸；它们是暴力和强者不断掠夺的牺牲品。但是，尽管有这些可怕的混乱，尽管遭受贫穷、人口流失，城镇依然存活下来了，并保存了一定的重要性：在大部分城镇中都有一名教士、一名主教，他们通过巧妙行使权力以及对人们的影响力，成为了人们和征服者之间的联结纽带，从而维持了城镇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将其置于宗教的庇护之下。此外城镇中还保留有罗马制度的大量残骸。在这一时期，人们能看到元老院和库里莱频繁开会，公众大会和市政官员大会经常被提到（M.德·萨维尼和霍尔曼、德·莱札迪耶女士等人收集了许多此类事实）。世俗世界的各种事务，如遗嘱、遗赠以及大量民事法令，都在库里莱中由它的市政官员进行立法，就像罗马市政当局当年做的那样。城市活力和自由的残余逐渐消失了，这是事实。野蛮、混乱和持续不断的灾祸加剧了人口减少。土地业主在乡村定居下来，以及农业生活日益重要，这些是城镇衰败的新原因。在投入封建制度的怀抱后，主教们也不再那么重视城市生活了。最后，当封建制度取得彻底胜利时，城镇虽然还没有沦落至农奴那样的奴役状态，却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被掌握在领主手中，被圈进了封地当中，被剥夺了即使在最野蛮的时代、在蛮族入侵最初阶段他们依然保留的最后一点独立。因此，从5世纪直到封建制度完全形成，城镇的状况江河日下。

    当封建制度彻底确立，当所有人都安居乐业、漫游生活结束后，经过一段时间，城镇再次开始获得一些重要性，开始重现生机。你们知道，人的活力就跟地球的繁殖力一样，一旦动荡停止，它就再次出现，使一切事物萌芽并兴旺起来。刚瞥见一丁点秩序和和平，人们就产生了希望，有了希望便发奋努力。城镇也是如此。封建制度刚一确立，封地领主们就有了新的需要，对发展和改善的一些期待。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在他们领地的城镇中再次出现了些许商业和工业。财富和人口回来了，虽然很缓慢但毕竟是回来了。在促成这一情况的各种原因中，我认为，有一个原因很少被人考虑到，那就是教堂的庇护权。在自治城市建立之前，在它们的力量和壁垒能够使它们向国家中遭难的人口提供庇护之前，除了教堂外它们无法提供其他安全保障，这就足以将大量不幸的逃亡者吸引到城镇来了。他们躲藏于教堂中或教堂周围。并且这样做的不仅仅是下层阶级，如寻求安全保障的农奴和农民，还经常有重要人物、富有的亡命之徒。当时的历史记录中充满了此类例子。人们常常看到，一些原本强大的人物被更强大的邻居甚至被国王本人追杀，不得不舍弃自己的领地，带上所有能带走的，躲藏在一座城镇中，置身于教堂的庇护下，变成了市民。我认为，这种逃亡者不可能不对城镇的发展产生影响。他们为城镇带来了财富，以及比城镇居民更优越的人口所具有的各种要素。另外，谁不知道，一个社团刚刚具备雏形，人们就趋之若鹜，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其中能找到更多安全，而且还因为人们亘古常有的社交需求。

    在所有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当封建政府多少走上正轨后，城镇再次获得了一些力量。然而，他们的安全保障却没有得到同等比例的恢复。没错，漫游生活已经结束了，但对于征服者来说，对于新的土地业主来说，漫游生活已经成为满足其欲望的主要手段。当他们希望去掠夺时，他们便去远征，去远处寻找新的财富、新的领地。当几乎每个人都安顿下来，必须舍弃这种四处漫游、征服生活时，他们的贪欲、暴戾和尚武之心却没有停止。于是，他们的重心落到了周边的居民身上，落到了城镇上。他们不再去远处掠夺，而是在家门口掠夺。从10世纪初开始，贵族对市民的敲诈勒索翻了两番。每当城镇所在封地的领主贪心发作，他就对市民们大肆施暴。这个时代首先是一个市民由于缺乏商业安全保障而怨声载道的时代。商人们行商归来，无法平安返回自己的城镇；大路小径上到处都是领主及其手下布下的关卡。人们刚重新开始勤勉工作就赶上了最缺乏安全保障的时刻。一个人的工作就这样被骚扰，在工作中有望获得的成果就这样被掠夺，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恼火了。如果是在刻板单调的生活中被骚扰，如果被夺走的不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没在他心中激发出憧憬的快乐，他不会感到如此的烦恼和愤怒。与其他任何情形相比，个人或一群人在走向幸福的过程中遭遇不公和暴力，会激发出更加强烈的反抗动力。

    因此，这就是10世纪时城镇所处的地位。它们拥有更多的力量、重要性和财富，需要捍卫的利益也更多。同时捍卫它们的必要性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因为这些力量、利益和财富都成了领主们垂涎的对象。危险和灾祸增大了，抵抗它们的手段也随之增加了。并且封建制度给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持续抵抗的榜样。它从未向人的大脑展现这样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它光凭一次干预就可以统治一切、平息一切。相反，它提供了个人意志拒绝臣服的连绵场景。在大部分情况下，这就是封地领主面对上级、小领主面对大领主时采取的立场。因此，当城镇遭受折磨和压迫时，当它们有了新的、最重要的利益需要保卫时，在这个时刻它们眼前浮现的是一个个造反的榜样。封建制度为人类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不断向人们展示个人意志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些榜样影响巨大：尽管势单力薄，尽管与领主实力相差悬殊，四面八方的城镇还是纷纷揭竿而起。

    要给这一事件指定一个确切日期非常困难。人们一般认为，平民自治运动开始于11世纪。但是，在所有重大事件中，在取得第一次成功之前，已经出现过不知多少次不幸和不为人知的尝试！在所有事情中，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上天肆意挥霍勇气、美德和牺牲，总之，挥霍了人自身。只有经过不知多少不为人知的努力后，在许多高贵心灵已经被气馁压垮，确信他们的事业已经失败之时，胜利才姗姗来迟。对于平民来说，事情显然就是这样发生的。无疑，在8、9和10世纪中，有许多次反抗努力以及争取自治的运动，它们不仅没有取得成功，而且在人类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荣耀或成就。然而，千真万确，这些努力影响了后来发生的事。它们激活并维持了自由精神，并为11世纪的伟大起义铺平了道路。

    我特意使用了“起义”一词。11世纪的平民自治运动是名副其实的起义的结果，是名副其实的战争，是城镇人民向其领主宣布的战争的结果。我们在这种历史中看到的第一个场景经常是市民们挺身而出，随手操起手边的家伙什儿当作武器，驱逐领主派来横征暴敛的手下，或者是冒险攻打城堡。这些从来就是战争的特征。如果起义失败，征服者们会做什么？他会下令拆除市民们修建的防御工事，不仅是围绕城镇的，还包括围绕每座房屋的。我们常常看到，市民们在结盟时，在承诺共同行动、发誓相互帮助之后，市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家中修筑防御工事。有些自治城市，它们的名字今天已经完全模糊，例如，位于尼维诺伊斯的小城镇韦兹莱，与领主展开了持久的、激烈的斗争。韦兹莱修道院院长最后取得了胜利。他立刻下令拆除市民房屋中的防御工事。不少被摧毁的设防房屋的主人的名字被保存下来了。

    让我们进入先辈们的居所内部，研究一下他们的建筑模式和所暗示的生活方式。所有一切都是为了战争，所有一切都具有战争的性质。

    根据我们尽可能深入的考察结果来看，12世纪的市民房屋的构造是这样子的：通常有三层，每一层都有一个房间。底层的房间是公共的，全家人在此进餐。出于安全考虑，第一层非常高，这是房屋构造最显著的特征。市民和妻子所住的房间就位于这一层。房屋一角通常建有一座塔楼来保护其侧翼，它通常是方形的。这是战争的另一个标志，是一种防御手段。在第二层有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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